本网讯（通讯员王洪光）2021年12月19日晚，由必威主办的“蒂莫西·威廉姆森谈他自己的哲学”系列讲座第八讲圆满举办，本讲题目是“先验/后验之区分”（The A Priori / A Posteriori Distinction）。本场讲演通过学术志网站平台进行，由必威陈波教授主持，与谈人是必威马特·卢茨（Matt Lutz）副教授。必威以及校内外、海内外的老师和学生参加了讲座。

本场讲演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威廉姆森教授讲述自己对先验/后验之区分的批评是如何形成并发展的；第二部分由马特·卢茨进行评议，威廉姆森教授进行回应；第三部分由陈波教授对本系列讲演做闭幕致辞。

作为本系列讲演的最后一讲，威廉姆森主要讲述他在与纽约大学保罗·博格西安（Paul Boghossian）教授合著的《关于先验性的争辩》（Debating the A Priori）（2020）一书中对知识或证成的先验/后验之分的讨论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发展并得到完善的。

威廉姆森谈到，他在《哲学的哲学》一书中讨论相关问题之前也乐于使用先验/后验之区分：大体上，先验知识“独立于经验”，而后验知识“依赖于经验”。不过，无论对“依赖”还是“经验”做出精确的刻画都很复杂。比如，我们都知道“红色更近似于橙色而不是黄色”。这个知识通常被归类为先验的，但我们还需要感觉经验去“理解”什么是“红色”、“橙色”和“黄色”。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区分经验的两种作用：赋能作用（使我们能够理解问题）和证据作用（为我们提供证据以回答问题）。于是，先验知识在其证据性作用中独立于经验，而在其赋能作用中可能依赖于经验；后验知识在其证据性作用中依赖于经验。

威廉姆森称，当他开始从事元哲学研究时，便开始对思想实验与现实生活案例之间的关系产生兴趣。考虑罗素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场景：一只时钟停在三点，有个人并没有注意到这点，于是按照这只时钟设置手表时间，并相信此时是三点钟。他的信念是“得到证成的”。巧合的是，此时就是三点，所以他的信念是真的。一般关于这个场景的标准结论是：此人不知道此时是三点钟。“假如一个人在罗素的思想实验场景中，那么他不会知道此时的时间是三点钟”，这个判断通常被认为是先验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遭遇到罗素设想的场景，那么，“此人不知道此时是三点钟”的结论就是后验的。

威廉姆森认为，我们在思想实验中所做的只不过是对现实生活案例中“在线”做法的一种“离线”模拟。我们通过想象假设罗素的场景，并在这个假设下得出结论。我们通过用以判断条件句的通常假设程序，得出了“假如一个人在罗素的思想实验场景中，那么他不会知道此时的时间是三点钟”的先验判断。于是，该“先验”判断是基于“后验”判断的离线模拟做出来的。而无论“在线”还是“离线”，识别一个人是否知道某些东西的认知方法是相同的。这些方法通常是“在线”校准的，也就是从感觉经验中学习而来。通过经验校准的方法也可以“离线”应用。通常，人们忘记校准这个方法的早期经验，但仍继续使用这个方法，于是，过去的经验既不是严格意义上证据性的，也不是纯粹是赋能性的。威廉姆森在《哲学的哲学》中主张，先验/后验之区分在这些案例中没有什么用处。

威廉姆森提到，《哲学的哲学》中的另一条论证路线对先验知识的范畴具有重要意义。在2003年的一场以“逻辑推理的认识论”为题的研讨会上，博格西安指出，我们对逻辑推理的基本步骤的证成来自于理解逻辑词的条件。比如，如果我们不接受modusponens的步骤（从“如果 A那么C”和“A”到“C”）那么就不理解“如果”。对博格西安来说，modusponens是认识论上分析的，这种“概念联系”是逻辑和哲学中的先验证成和先验知识的重要来源。威廉姆森在当时对伯格西安的回应中谈到，在理解和接受之间并不存在上述联系。比如，一个母语为英语的人可以根据对条件句的某些错误的理论化而拒绝modus ponens的某些实例，但仍然可以依照正常的语言学标准来理解“如果”。这类反例可以推广到任何所谓的“概念联系”，于是，并不存在博格西安的“认识论的分析性”，由此也排除了先验证成和先验知识的一个重要潜在来源。这一观点交换开启了威廉姆森与博格西安之间关于相关问题的一系列长期互动，最终形成了《关于先验性的争辩》一书。

威廉姆森讲到，在出版《哲学的哲学》后，他又意识到书中对先验/后验之区分的批评并不成熟，需要得到更为充分的阐释。他不希望自己的观点被认为仅仅主张先验/后验之区分存在边界案例，因为许多有用的区分都存在边界案例，所以这不算有力的批评。他将提出一种更强有力的批评：先验/后验之区分是肤浅的。大体思路是，将上述区分的肤浅与根据颜色对花分类的植物学理论的肤浅做类比，我们是否可以表明先验知识的清晰案例与后验知识的清晰案例之间存在深层的相似性？威廉姆森采用关于颜色关系的知识作为典型的先验知识，比如：（1）所有深红色的东西是红色的。同时，他考虑一系列惯例上为红色的书，即名人录（Who’s Who），将人们识别名人录的能力所得到的知识作为典型的后验知识：（2）所有名人录是红色的。于是，人们可以通过离线使用对“深红色”和“红色”的识别能力来想象一个深红色的东西并判断“它是红色的”，由此知道（1）。类似地，人们可以离线使用对“名人录”和“红色”的识别能力来想象一本名人录并判断“它是红色的”，由此知道（2）。尽管根据常规标准，关于（1）的知识显然是先验的，而关于（2）的知识显然是后验的，但它们是深层相似的。

博格西安对此提出反驳，他认为威廉姆森假设了认识论上的外在主义。然而威廉姆森并不认同这个反驳，他认为除了怀疑论者，所有人都会同意我们能够知道（1），对先验性友好的人则会认为关于（1）的知识是典型的先验知识，除此之外并没有知道（1）的合理机制。（2）则以相似的方式被后验地知道。威廉姆森认为，为内在主义证成增加更多条件将导致一种倒退，并最终导致怀疑主义。由此，尽管威廉姆森与博格西安之间的交流最初是关于分析性的，但逐渐演变为认识上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威廉姆森指出，博格西安的态度在论争中发生了一个转折：最初认为诉诸“直觉”过于晦涩而无济于事，但后来开始相信“直觉”是必要的，并开始在某些情况下利用它们来提供先验的内在主义证成。博格西安将直觉看作非推论的“理智表象”，它们将一个命题呈现为真的（甚至是必然的），还认为直觉是前信念的（pre-doxastic）。威廉姆森的评论是：并没有证据表明我们有这种前信念的理智表象，博格西安式的直觉是一个神话；另一方面，博格西安的进路从演化的观点看也是不合理的。此外，威廉姆森还指出，内在主义证成的一个更普遍的问题是它只要求能动者的信念和直觉的内在融贯。那么根据内在主义标准，一个一致的（其信念和直觉全部融贯）纳粹分子的信念是得到证成的。如果这样一个纳粹分子相信“我应该杀死所有非雅利安的儿童”，那么这个信念根据内在主义标准也是得到证成的。然而，上述并不意味这个信念根据内在主义标准为真，内在主义证成并不意味蕴涵真。威廉姆森认为，信念的功能是根据其行动。那么根据内在主义标准，如果这个纳粹分子相信“我应该杀死所有非雅利安的儿童”是得到证成的，难道根据其信念杀死那些儿童的做法也是得到证成的吗？显然，纳粹分子杀死儿童的做法是得到证成的，这一点似乎不具有任何合理的证成标准。如果内在主义者是在某种特殊的技术意义上使用“得到证成”这一术语，它如何参与我们感兴趣的认识论问题和规范性问题呢？威廉姆森的结论是，内在主义是一条死胡同，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具外在主义的精神来处理先验/后验之区分，而从外在主义的角度看，这种区分看起来很肤浅。

接下来，马特·卢茨副教授对威廉姆森教授的讲演进行评议。他指出，有些东西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想象它们意味我们的概念中存在着矛盾，这提供了可以根据矛盾律先验地知道的、关于思想关系的知识。后验知识是受到我们感觉证据和实验推理限制的、关于事实的知识。先验/后验之区分的意义在于休谟对事实问题与观念关系之区分的意义；前者有意义是因为休谟的区分有意义。他考虑了对休谟区分的三个显著的反驳。反驳一：休谟的区分不是分析的，因此这个原则是自毁的。其回应是：“所有先验知识是分析的”是分析的，只是这一点并不明显。威廉姆森的论证实际间接地支持了反驳一，我们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在先验/后验之间做出有意义的区分。反驳二：克里普克指出先验/后验之区分是一种认识论区分，而分析/综合之区分是一种概念/语言之区分。其回应是：威廉姆森在这一点上也有帮忙。如果我们用纯粹认识论术语来做先验/后验之区分，那么结果是这种区分相当肤浅。但是根据休谟主义，这种区分既是认识论的又是概念的。反驳三：我们可以有关于世界的先验知识，而不只是关于我们的概念的先验知识。我们先验地知道所有正方形有四条边，这是关于正方形的知识，而不是关于正方形的观念的知识。其回应是：概念知识给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因此，如果休谟主义是正确的，那么先验/后验之区分就可以得到保留。而威廉姆森想要否认这个区分，便要证明休谟主义是错的。四川大学哲学系徐召清副教授、海外听众Vj Manu和武汉大学程勇教授随后向威廉姆森提问，威廉姆森对上述评议和提问做出了回应。

最后，陈波教授进行了系列讲座的闭幕致辞。他回顾了八次系列讲座的基本情况，总结了我们从威廉姆森的讲演中可以学到的东西，包括学术自信和独立思考、研究上坚持创新和刻苦工作、强调逻辑与哲学的互动、保持哲学研究的纯粹性等等。他指出，此次系列讲座构成了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哲学事件，虽然每场讲演内容对于非专业听众有理解上的难度，但仍吸引数百甚至上千名听众热情参与。最后，陈波教授对威廉姆森教授具有挑战性和思想深度的讲演、八位受邀与谈人富有洞察力的评论和提问、所有听众的参与表示了感谢，同时感谢武汉大学国际合作部和必威的资助与支持，以及学术志网站的直播支持。

（编辑：邓莉萍   审稿：严璨、吴昕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