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李懿迪）9月16日，应我院陈波教授邀请，克罗地亚扎达尔大学哲学教授尤里·佐夫科（Jure Zovko）通过网络平台在线作了题为“判断作为方法的一部分”（Judgement as a Part of Method）的主题讲座。讲座由陈波主持，必威朱志方教授评议。本次讲座是必威百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来自国内外的500余名听众参加此次线上讲座。

在讲座中，佐夫科教授以“哲学在现代社会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们的判断能力”为核心观点，对苏格拉底及柏拉图的哲学探索案例进行分析，并通过讨论亨迪卡（J. Hintikka）、皮尔士（C.S.Peirce）、阿姆斯特朗（D. M. Armstrong）和康德等人的观点，得出“作为批判的哲学建立在判断的基础之上，判断不仅是人类理性的核心，还是连接哲学与其他科学的纽带“的结论。

佐夫科教授指出，柏拉图早期对话录中的反诘法（elenchus）有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其实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康德式的判断力形式。苏格拉底在对话中表现出的通过对案例的归纳说明来找出定义的做法，正是康德式反思性判断（reflecting judgment）的体现，其对不充分定义的反驳则是决定性（determinant）判断的应用。苏格拉底的对话者不能认识到正确定义这一事实表明，反思性判断在定义过程中十分必要。

佐夫科教授回顾了亨迪卡和皮尔士、阿姆斯特朗等人关于溯因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和最佳解释推理（the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的观点。亨迪卡将溯因推理比作苏格拉底方法，并认为科学中的所有探究过程都可以被建模为苏格拉底式的追问过程。这种探讨意味着溯因推理不能等同于最佳解释推理。但最佳解释推理的支持者们则认为溯因推理在内部结构上与最佳解释推理是相同的，后者是我们扩大知识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推断出最佳解释是理性的一部分”。

佐夫科教授对这两种观点分别进行了反驳。他认为苏格拉底方法在形式和结果上总是否定的，它只是驳斥了不充分定义，但溯因推理并非如此。最佳解释推理所面对的最大问题则是其标准和界限并不明确。他指出，我们即使不详细分析最佳解释推理的普遍规则和标准，并认为归纳推理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动提供最佳解释。但是在更复杂、更普遍的情形中，我们需要运用独立于归纳过程的判断来获取最优解。

基于此，佐夫科教授指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的反思性判断不仅可以应用到整个哲学领域，也可以扩展到科学领域。例如，医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可以直接依赖于判断，库恩（T. S. Kuhn）“常规科学”时期的科学应用都取决于判断，判断作为成功的科学应用条件成为接受一个科学范式的重要前提，科学范式中异常现象的出现也需要反思性判断来寻找最优理论解释。因此，判断不仅是人类理性的核心，也是连接哲学与其他科学的纽带。哲学作为能够培养人们的判断力的学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评议环节，朱志方教授谈到：佐夫科教授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启示，即判断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中都具有核心地位，因此它是沟通科学与人文的重要桥梁。此前起这种桥梁作用的主要是理解，不是知性能力，而是意义的解释。反思性的判断是另一座桥梁，它与皮尔士的溯因推理或最佳说明推理具有同样的方法论导向。从已知的观察事实到说明性假说的推理的关键是想象力，而想象力正是得出科学和艺术判断的基本要素。他接着提出了三个问题：首先，“判断”是多义的，在《判断力批判》中，判断是一种心灵能力，一种心灵能力如何能成为方法？其次，康德断定不可还原的心灵能力只有三种，其中并没有判断力，如果将判断看作一种方法，它否可以还原为别的方法？第三，判断是否与信念一样有程度之别？佐夫科对判断力的培养可以弥补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裂这一观点表示认同，并结合自身教育经验对朱志方的问题进行回应。

在互动环节，陈波教授对佐夫科的讲演内容，提出如下三点质疑：“判断是否是溯因或最佳解释推理的内在部分或环节”、“逻辑学家在建构逻辑系统时也需要判断力”和“判断力有是否可靠的问题”。佐夫科教授主要针对第二点质疑进行回应。他指出，逻辑是重要的，但逻辑并不应该只关注形式逻辑，还应该关注思考与分析的能力，我们有必要将逻辑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进行研究，在这种意义上，判断并不会失去其基础地位。同时，佐夫科教授也对来自平台听众的问题分别做了回应。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